伊利亚虽然也觉得他们有点过头，但待得久了，自己好像也染上了严重的强迫症，白天但凡省了一个步骤，下工回去不是睡不着觉，就是梦见各种花式核爆炸……
直到“人员交流”造成的涟漪慢慢平复，时间终于来到那个伊利亚终身难忘的、惊心动魄的晚上。
在事后的调查和更后面的无数次采访中，他被要求反复回忆那一天，包括每个人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记忆在不断的重复中保持了清晰的模样，直到二十年后仍然如在昨日。
记忆从那天清晨开始。6点25，上工时间还没到，安东急急地挨门挨户敲开宿舍，通报所有人在最近一段时间提高警惕——有北亚美利加间谍潜入了普布利亚。
直到伊利亚后来有权翻看封存的事件档案时，才发现了一个时间上的疑点：安东宣称间谍潜入的消息来自安德烈，但安德烈逮捕间谍的时间是6点30。
档案把时间上的误差记录为“当事人记忆错误”，但他非常清楚自己绝没有记错。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更久以后机缘巧合接触到克苏鲁学界，才得以揭开这段年轻时往事的冰山一角。
“我们都认为自己已经做了一切准备。在漫长的紧绷之后，人终究是会松懈的。虽然邪神反复提醒我们，历史的惯性是无情的，无数偶然的堆积会把哪怕最细微的问题无限放大，但我们仍旧很难长久地保持过去的状态——我们太累了。
1985年5月23日清晨5点49，我从睡梦中被丢到了书桌前，上面有一张纸条，邪神告诉我普布利亚出现了两个生面孔，两分钟前被‘叶莲娜奶奶’的服务员在起床拉窗帘时目击到。
我下意识开始思索：普布利亚每天都有人员流动，但几乎所有人都是通过火车抵达。火车当然不会在半夜到达，那么这两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我反应了几秒，然后彻底清醒，意识到是怎么回事：间谍。
我们曾经花大量的时间清查北亚美利加在普布利亚的渗透，但抓住的都是一些售卖骨碟或者止痛药的小角色，在我们几乎要确认核事故纯粹是出于本身的安全隐患、与破坏行动无关时，间谍却出现了。
好在邪神在普布利亚有许多的‘眼线’。我不知道祂把多少人从睡梦中拉出门监视，总之在祂接管了我的行动后，几乎是眼睛一闭一睁的功夫，我就已经站在这两个人的临时住所门口了。
这不是一个苏维埃笑话构建的世界，克格勃抓人也是需要证据和理由的。邪神不了解人类的规则，所以让我接手。
我敲开他们邻居的房门，出示证件，询问屋主是否向邻居通报了接纳新住户的事情。邻居说没有。
这很可疑，于是我得到了理由，撬开了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