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倒是通过和一大妈、二大妈等人的闲聊，她零零星星地拼凑出一些信息：贾家日子过得紧巴巴，常常不到月底就捉襟见肘；贾东旭在轧钢厂好像一直不太顺心，技术等级卡着上不去，回来常听他娘抱怨儿子没本事、挣得少。
而对于后院里那位深居简出的龙老太太，徐慧真更是恪守着“尊重但疏远”的最高原则。偶尔在院子里遇上，她会停下脚步，客气地喊一声“龙奶奶，您遛弯啊？”或者“龙奶奶，今儿天好，您多晒晒太阳。”
若对方心情尚可，愿意搭腔，她便顺势寒暄两句“您老身子骨看着挺硬朗”、“这天儿是越来越热了”；若对方只是用那双浑浊却锐利的老眼冷淡地瞥她一下，微微颔首，便算是回应，她也绝不多纠缠一秒，立刻自然地走开。
她敏锐的直觉告诉她，这位老太太就像一只蛰伏在深穴里的老狐，看似昏聩，实则那双眼睛背后藏着极高的警惕和冰冷的审视，任何过度的热情和接近，都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李天佑则更多地利用上下班前后和在院里的短暂停留时间。他巧妙地扮演着一个略带粗犷、直来直去、但懂礼数的工人形象。
下班回来，夕阳的余晖把院墙染成暖金色。如果看到前院的老钱拿着蒲扇坐在门槛上乘凉，或者老周正蹲在那儿修理自家孩子的木头小车，他会很自然地停下脚步，从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上衣口袋里掏出那包“劳动”牌香烟，递过去一根，自己也叼上一根，“嗤”地划燃火柴，先给对方点上，再点着自己的。
就着袅袅升起的青色烟圈，聊天便开始了。
“钱会计，今儿这天儿可真够热的，我们那驾驶室里跟蒸笼似的，您坐办公室还能强点。”
“周大哥，厂里最近风声挺紧啊，听说又要搞安全生产大检查？还得是你们邮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或者指着报纸上的标题：“看报上说，咱们第一个汽车制造厂快建成了？真是大事儿！”
他的话题永远围绕着具体的工作、天气、国家建设的大事（都是报纸上公开的信息），声音洪亮，态度坦然自若，仿佛只是一个对新鲜环境还有些好奇、努力想和邻居们打成一片的普通工人，绝不涉及任何个人家事和历史渊源。
这种工人式的、略带大大咧咧的交往方式，反而让老钱、老周这些同样普通的住户觉得轻松、没有压力。
他尤其注意和闫埠贵保持一种“文明的距离”。闫老师精于算计，但知识分子面子薄。李天佑偶尔会拿些运输队发多了的劳保手套、肥皂、毛巾之类自己家用不完的小东西，瞅着闫埠贵下班回家的点儿，“恰巧”在门口碰到。
“闫老师，刚下班？正好，队里多发了副手套，我这粗手大脚的也用不上这么细致的，您拿着批改作业时戴着，也能省着点手。”或者：“这肥皂您留着用，我们发的都是碱大的，洗工作服行，洗脸剌得慌，比不上您那香皂。”
话说的漂亮，既满足了闫埠贵爱占小便宜的心理，又顾全了他的面子，甚至还带点对知识分子的尊重。闫埠贵推辞两下，便会“却之不恭”地收下，心里觉得这新邻居虽然是个开车的，但“懂事”、“上道”、“值得来往”。
对于中院的易中海，李天佑更是把分寸感拿捏到了极致。在院里碰面，他总会主动停下脚步，客气地称呼一声“一大爷”，问声“吃了吗？”或者“下班了？”。在轧钢厂里若遇到，也会隔着人群点头致意。
但当易中海试图摆出院里长辈和厂里八级老师傅的双重姿态，语重心长地对他进行“人生指导”，或者状似无意地打听首都钢铁厂的情况、待遇，甚至问及他过去这些年的经历时，李天佑总会表现得像个谦逊但脑子有点“轴”、只关心技术的工人，巧妙地将话题引向卡车发动机的故障排除、不同路况的驾驶技巧，或者泛泛地谈论国家工业发展，语气恭敬，但姿态上带着一种工人兄弟间常见的、不易察觉的疏离感，让易中海每次都感觉像是拳头打在了棉花上，抓不住任何错处，也探不到丝毫想要的底细，反而憋闷得很。
孩子们成了夫妻二人无形中最自然的融入工具。承平性格大方爽朗，甚至有点小泼辣，很快就和院里年纪相仿的闫解娣、以及中院后院的几个女孩玩到了一起。放学后，院里经常能看到她们跳房子画下的格子，听到抓羊拐（沙包）时发出的清脆笑声和争执声。
通过孩子之间的玩耍，徐慧真便能极其自然地和其他家长多聊几句关于孩子吃饭、上学、穿衣的“妈妈经”，这是最不会引起戒心的话题。
承安虽然性子内向，格外黏着徐慧真，但那白白净净、乖巧漂亮的模样也很招大妈大婶们喜欢。她们见了，总爱逗他两句：“安安，吃糖不吃？”“叫大娘，给你拿好吃的。”徐慧真便借着照看孩子的由头，又能顺理成章地和她们多说上几句话，观察她们的神情态度。
每一天晚上，只有当孩子们彻底睡熟，小呼噜声变得均匀绵长，四合院也完全沉入一片寂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几声虫鸣时，李天佑和徐慧真才会在昏黄的灯泡下，压低声音，交换着白日的所见所闻，进行着无声的“情报分析”。
“易中海今天下班时又‘碰巧’遇到我，”李天佑拧着眉，声音压得极低，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拐弯抹角又问起我爸当年在厂里的事，说什么‘有水大哥那手艺真是这个，可惜了......’，看我没什么反应，又问我现在开车跑长途辛不辛苦，眼神沉得很，估计没探到他想听的，心里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