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才夫妇虽有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可这次不一样，身边多了个刚满体弱多病的儿子（原主李天佑）。孩子当天下午就发了低烧，脸蛋烧得通红，躺在床上哼哼唧唧地哭，嘴里反复喊着“娘，冷”。
张春妮一边用温水给孩子擦脸降温，一边哄着：“乖，娘给你唱儿歌，一会儿就不冷了。”可她的手却在发抖，眼泪差点掉在孩子脸上。她知道，这一走，能不能再回到这个家，能不能让孩子平安长大，都是未知数。
时间紧迫，李有水把孩子抱到里屋的炕上，盖好两层厚棉被，又在炕边放了个暖水袋。“你哄着孩子，我来烧文件。”他压低声音说，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子，里面装着这些年传递过的情报底稿、暗号手册，还有与同志联络的地址纸条。他把这些东西摊在地上，用火柴点燃，橘红色的火苗在油灯下跳动，映得他的脸忽明忽暗。
纸灰随着热气飘起来，有的粘在他的袖口，有的从窗户缝钻了出去。张春妮时不时探头看向窗外，生怕被邻居发现，可孩子的哭声让她分了神，刚哄好没两分钟，孩子又因为头疼哭闹起来，她只能跑回里屋，抱着孩子轻轻摇晃，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谣。
为了收拾仅有的细软，他们不得不频繁开关房门，李有水要去院子里的地窖拿冬天储存的红薯和干粮，张春妮要去厨房找布包打包衣物。木门“吱呀”的声响，在寂静的冬夜格外刺耳。往日里，他们总是尽量减少出门次数，连说话都刻意压低声音，可这次的慌乱与急切，像破了洞的袋子，藏不住里面的紧张。
住在隔壁的易中海，那天恰好因为失眠坐在窗边抽烟。他先是看到李有水家的窗户里透出异常的火光，接着又听到断断续续的开门声，心里顿时起了疑。
田丹后来在走访钢铁厂老工友时，一位姓赵的师傅回忆：“易中海那人，表面上对谁都客客气气，背地里最嫉妒有水。有水的钳工手艺比他好，厂里的德国车床只有有水能玩转，老师傅都愿意教有水新技术，连厂长都在大会上夸‘李有水是咱们厂的技术骨干’。”每次听到这些，易中海都会躲在角落，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还私下跟人说：“不就是运气好吗？有啥了不起的。”
那天夜里，易中海看着李有水家的动静，心里的嫉妒像野草般疯长。他想起白天在街头看到的悬赏告示，抓一个共党分子，能得五十块大洋，足够他买两亩好地。可他不敢亲自出面：一是怕李有水夫妇真的是共党，自己被报复；二是怕万一搞错了，被街坊邻居戳脊梁骨。他在屋里踱来踱去，烟抽了一根又一根，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对门的贾张氏身上。
贾张氏是个寡妇，带着儿子贾东旭过活，平日里最爱占小便宜，为了几毛钱能跟邻居吵半天。有一次，张春妮给了她半袋玉米面，她转头就跟人说“李家肯定是发了横财，不然能这么大方”。易中海知道，只要有钱，贾张氏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第二天傍晚，雪停了，院子里积了一层薄雪。易中海故意拿着水桶去水井旁打水，等着贾张氏出来。果然，没过多久，贾张氏就端着盆出来倒脏水。“贾家嫂子，这么冷的天还出来倒水啊？”易中海笑着打招呼，语气里带着刻意的亲近。
“可不是嘛，家里孩子脏得快。”贾张氏一边擦手，一边瞟向易中海的水桶，心里琢磨着能不能蹭点水用。
易中海见她上钩，压低声音说：“贾家嫂子，跟你说个事。昨晚我起夜，看见有水家半夜还亮着灯，好像在烧什么东西，烟从窗户缝飘出来，黑糊糊的。后来又听见他们开关门，像是在收拾行李，你说他们这是要干啥？”
贾张氏的眼睛瞬间亮了，像看到了猎物的狼：“烧东西？收拾行李？”
“可不是嘛。”易中海又添了把火，用下巴指了指街头的方向，“你没看街上的告示？抓红党给赏钱呢，听说最少五十块大洋。要是能抓住一个，这辈子都不愁吃穿了。”他故意没明说李有水是红党，却把话里的暗示抛得明明白白。
这话像一颗种子，瞬间在贾张氏心里发了芽。她当晚就借着“送咸菜”的名义，扒着李有水家的门缝偷看。屋里的油灯还亮着，她隐约看到地上堆着几个布包，张春妮正弯腰给孩子穿棉袄。“肯定有问题！”贾张氏心里嘀咕着，转身回了家，一晚上没睡着，满脑子都是五十块大洋的影子。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贾张氏就揣着私心，裹紧棉袄偷偷出了门。她没敢走大路，绕着小巷子往侦缉队的方向跑，雪水渗进棉鞋里，冻得她脚发麻，可她却跑得飞快。到了侦缉队门口，她一把抓住守门的士兵，大声喊：“我要告密！我知道谁是共党！”
士兵把她带到队长办公室，贾张氏喘着粗气说：“是我们四合院的李有水！他昨晚烧东西、收拾行李，肯定是要跑！只有我知道这事儿，你们可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她生怕别人分走赏金，特意强调自己是唯一的告密者，却没看到队长嘴角那抹嘲讽的笑，在他们眼里，这样的告密者，不过是为了钱的棋子罢了。
而此刻的李有水家，张春妮正把最后一块红薯塞进布包，李有水则抱着已经退烧的孩子，眼神里满是不舍地看着这个住了五年的家。他们不知道，一场灭顶之灾，正因为易中海的嫉妒和贾张氏的贪婪，朝着他们一步步逼近。北风再次卷起雪粒子，砸在窗户上，像是在为这场即将到来的悲剧，奏响凄凉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