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三好家、河野家位于四国，与上杉家尚有一海之隔，且拥有旗下水军众的拱卫。反观备前守护代浦上家，既没有强力水军众，在陆上还与上杉家接壤，三好家、河野家等友军又不能迅速发兵前来驰援。
故而，浦上宗景经过再三权衡后，就选择装聋作哑，不予回复。
而另一方面，上杉清定在率上杉军本队班师返回东国的途中，还不忘频繁过问越后蒲原郡三条牧的绵羊之事。
作为从后世穿越而来的清定深知若想推动工业的大力发展，自然是离不开货币、棉布工业。
在另一个次元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一方面，消费者手中的货币激发了市场需求，推动了生产的扩张;另一方面，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用于扩大投资和技术革新。这种双向的需求与供给关系，深刻地塑造了工业革命的进程。
棉布工业不仅是工业革命的开端，更是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
在1100年至14世纪早期，英格兰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出产了享誉欧洲的优质羊毛，特别是林肯郡的长羊毛、约克郡羊毛、科茨沃尔德羊毛以及威尔士边区羊毛，其纤维长度、韧性和均匀度均为上乘。
在整个13世纪和14世纪初，羊毛出口占据英格兰商品出口总值的80%至90%。1304年至1309年间年均羊毛出口量超过3万袋（每袋重约364磅）。这些羊毛主要供应给佛兰德斯等低地国家的纺织工业中心。
13世纪后期，英国开始有意识地转变经济策略，1275年爱德华一世国王设立的系统性关税（“古税”），对出口羊毛征收重税（每袋约6先令8便士，后期不断增加），而对出口呢绒仅征收象征性关税（每匹约半便士至数便士），旨在抑制原料出口，鼓励国内毛纺业的升级。
百年战争（1337年开始）的爆发严重干扰了传统的对低地国家羊毛贸易路线，迫使英格兰加速其产业能力建设。1347年，英王爱德华三世颁布皇家特许状，邀请来自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今比利时核心地区）精通精纺、宽幅织造、漂洗及染色技术的纺织工匠移民英格兰。这些工匠获得了人身安全、财产权保障、部分税赋和兵役免除等重要特权。这项政策的成效极为显著，仅在1347年至1351年间就有数千名弗莱芒工匠家庭抵达英格兰，他们带来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精纺、宽幅织造以及关键的水力漂洗技术（利用水车驱动捶打布匹以增加密实度）。
与此同时，1348年至1350年间横扫欧洲的“黑死病”在英格兰造成了毁灭性的人口灾难。英格兰人口在1348年至1377年间锐减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从疫情前的约450万至600万降至约250万至300万。这场浩劫导致了严重的农业劳动力短缺，促使大量地主将耕地，特别是边缘劣地，改为牧羊的草地。牧羊业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较低，在人口锐减的同时，这种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反而大幅提升了英格兰的羊毛产量。
得益于技术引进、原料供应激增和政策支持，英国毛纺业在15至16世纪发展成为规模空前、结构复杂、渗透社会各个阶层的国家支柱产业。生产组织形式呈现出多元共存的局面。
分布最广、吸纳就业最多的是乡村地区的“包买制”（又称“外放制”）。城镇布商公会的商人资本家绕过行会限制，在约克郡西区、东盎格利亚（如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格洛斯特郡、威尔特郡等水源充足（便于建立漂洗机水车工坊）的乡村地区广泛布点。布商提供原料（羊毛)甚至工具和预付款，由分散在农舍的农民（尤其是妇女儿童）纺纱，再将纱线交给乡村专业织工织成粗布，收集后运往水车漂洗厂加工，最后经过整修、裁剪、染色等环节。这种模式利用了农闲劳力，降低了成本。
与此同时，在城镇中，历史悠久的毛纺中心和弗莱芒工匠定居点如诺福克郡的沃辛镇（其出产的精纺细绒“Worsted“成为专有名词）、约克的贝弗利和韦克菲尔德，行会（如伦敦织工行会、呢绒商公会）依然控制着高端呢绒（如宽幅精纺呢绒Broadcloth）的生产。行会通过严格的章程管控产品质量、学徒年限、师傅雇佣规模及价格。
产品类别和地域分工也日益明显，伦敦、埃克塞特和南安普顿是精纺宽幅呢绒的主要出口港，面向欧洲大陆高端市场；约克郡西区（如里兹、哈利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发展出以“克西呢”（Kersey）和“厚呢”（Doze)为代表的粗纺大众化产品；东盎格利亚（如诺维奇）则专精细支精纺呢绒。
14世纪初（1304-1309年）年均出口仅约4000至5000匹，到14世纪中期已飙升至年均10000至15000匹，15世纪中叶（1440年代）突破5万匹大关，至16世纪中叶，年均出口量已高达12.5万匹甚至13万匹以上。一个标志性的转折在于出口商品价值的构成，16世纪时，呢绒出口已完全逆转了与羊毛出口的比例，占据了英国商品出口总值的70%至90%，1509年一份汉萨商人的报告记录了当年出口84789匹宽幅呢绒。
庞大的毛纺产业链（从牧羊、剪毛、运输到纺、织、漂、染、整、销各环节)创造了全国性的、规模空前的就业机会。到16世纪，超过半数的英格兰农村家庭，尤其是在毛纺主产区，至少有一名成员参与其中。毛纺业深刻地塑造了乡村景观（牧场、漂洗厂、织工屋）、促进了货币经济、支撑了众多市镇的繁荣（如16世纪的诺维奇是伦敦以外的第二或第三大城市）。它通过布商公会积累的巨额商业利润为国家和个人积累了庞大的原始资本，也为王室提供了稳定丰厚的关税收入。
为了能够让上杉家的财政收入获得大量增加，清定便打算在发展军工体系的同时，安排合适的人选，通过擅长毛纺的扎比教教徒，来迅速发展上杉家的毛纺产业。
然而，毛纺产业作为单一支柱产业的结构性问题和外部环境变化，会使其面临严峻挑战，增长势头受到制约。
首先，城镇行会制度日益僵化。行会为了维持成员利益和产品质量所设立的严格规定，如高额学徒费、漫长的学徒期（通常7年）、高昂的入会金、对生产规模（如限制师傅雇佣织机或雇工数量）、技术创新（抵制新机器）和价格工资的管制，严重抑制了产能扩大、成本降低和技术革新的动力，行会与新兴“资本企业家“之间的摩擦与诉讼不断消耗着产业活力。
其次，国内外的市场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
英国人口从1700年的约505万增长到1750年的约577万，伦敦人口在1750年更达到约70万，城市化进程加快。
当然，日益增长的人口不仅要求更多的布料，也要求更多样化、更轻便舒适、更符合时尚的纺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