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境粮运与西市沟渠两个试点的成功，如同在沉闷的旧屋中凿开了两扇透气的窗，不仅带来了新鲜空气，更让许多人看到了屋外更广阔天地的可能。
数据是最有力的语言，当“节省三成”、“提前五日”、“损耗降至半成”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摆在面前，任何基于“祖制”、“体统”的反对都显得虚弱无力。
朝堂之上，关于新法的风向开始微妙转变。
之前那些或明或暗的抵制声音明显弱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官员开始“认真研究”起新法的细则，甚至有人主动向叶风、叶明示好，询问是否有更多试点推广的计划。
李云轩顺势下旨，将“直达分拨”的试点范围扩大到整个北境边军的常规补给，并在工部内部，将“分段承包”的模式推广到京城其他非核心区域的官方修缮工程。
叶明并未被这初步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深知，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绝不会一帆风顺。
旧势力如同蛰伏的百足之虫，表面的退让之下，是更深层次的谋划与反扑。
果然，新的麻烦很快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漕运司那边，孙主事等人表面上积极配合新法推广，但在具体执行中，却开始玩起了新的花样。
他们以“新线水文复杂”、“需熟悉航道”为由，在核算新路线运输成本时，有意无意地抬高了一些非关键环节的费用，试图从“过渡补贴”和新路线的运营中，找回部分失去的利益。
同时，他们开始鼓动一些依附于旧漕运线路的地方势力和行会，向朝廷上书，陈情“新法导致部分漕丁无事可做，恐生民变”，试图制造舆论压力。
而在工部，“分段承包”的推广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一些有背景的大工行，见无法阻止这种新模式，便开始利用自身的人脉和资源，在竞标过程中做手脚。
或是联合几家进行围标，哄抬价格；或是贿赂负责招标的小吏，提前获取标底或打压有竞争力的小工队。
陈记工队在后续的一次竞标中，就因“资质尚浅，恐难当大任”这种模糊的理由被排除在外，最终中标的是一家报价高出两成、却与某位工部郎中有姻亲关系的大工行。
这些手段更为隐蔽，也更为阴险。它们不再直接对抗新法，而是试图在新法的框架内，通过扭曲规则、利用漏洞，将新法异化为新的利益输送工具，或者至少，将新兴的挑战者扼杀在摇篮里。
“他们学得倒快。”叶明听着叶风和鲁衡的汇报，冷笑一声，“知道硬抗不行，便开始钻空子，玩规则了。”
叶风皱眉道：“漕运那边，抬高成本尚可核查，但那些‘民变’之忧，虽是夸大其词，却也不得不防。工部这边的围标、串通，取证困难，处理起来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叶明沉吟片刻，道：“他们有张良计，我们便有过墙梯。漕运成本核算，让王账房带人，联合户部、工部精通河道工程的官员，组成联合核算小组，亲自沿着新路线走一趟，实地测量，将每一项成本都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