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雪来得比往年早，梨花乡的街面被冻得邦邦硬，风卷着雪沫子往人骨头缝里钻。我裹紧了身上洗得发白的棉袄，手里攥着两张皱巴巴的检查单，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单子上的字像淬了冰的针，每一个都扎得我眼睛生疼——大柱叔的肺癌又扩散了，二柱叔的白血病指标彻底乱了套。
敬老院的雨搭被风吹得哗哗响，漏进来的寒气让院子里的温度计始终停在零度以下。大柱叔蜷缩在床上，盖着三床棉被还是止不住地咳嗽。那咳嗽声像是从肺管深处扯出来的，每一声都伴随着胸口的起伏和压抑的呻吟，咳到厉害时，他会用枯瘦的手死死按住胸口，指缝里渗出的冷汗很快就把胸口的棉被给弄湿了。
二柱叔躺在另一张床上，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却泛着不正常的青紫。他比大柱叔年轻几岁，可病来得更凶，前几天还能勉强坐起来喝口粥，现在连睁眼的力气都快没了。我端着刚熬好的小米粥走过去，用勺子舀起一点吹凉，递到他嘴边，他却只是轻轻摇头，喉咙里发出微弱的气音：“省……省点吧，给……”
我鼻子一酸，强忍着眼泪把粥放在床头柜上。床头柜上堆满了药瓶，玻璃瓶上的标签有的已经模糊不清，只剩下褐色的药渍。最便宜的化疗药要三百多一盒，大柱叔一天要吃四粒；二柱叔的靶向药更贵，一盒就要一千二。
昨天去县医院拿药时，大哥替我担心地说：“老四，你这样下去会破产的，两个癌症病人，啥时候是个头啊。”
我鼻子一酸，强忍着眼泪把粥放在床头柜上。床头柜的木板已经翘边，上面堆着的药瓶挤得满满当当，玻璃瓶身蒙着一层灰，有的标签被药汁洇透，只剩下“盐酸”“靶向”之类的零碎字眼。
大柱叔的化疗药是最基础的那种，三百二十八一盒，每盒十二粒，他一天要吃四粒，算下来一天就得一百一十块；二柱叔的靶向药更狠，盒装的铝塑板上印着外文，一盒六片要一千二百五，吃三天就空了。
昨天去街口的惠民药店拿药，王老板把药往柜台上轻轻一放，叹息着说：“常总，你是真有钱啊，一下养着两个癌症病人，换作其他家庭早就没法活了。”
我苦笑着，想着丽丽快出狱了，又受了那么多苦，我这点钱又算得上什么呢。再者，我有网咖、有禹子口的四家服装店，还承包城区7所学校的食堂，经济上还算承受得起。
夜里，我躺在安置小区的车库房里，根本睡不着。大柱叔的咳嗽声和二柱叔的喘息声交替着在耳边响起，像两把钝刀反复切割着我的神经。我摸出枕头下的手机，屏幕上是丽丽的照片。照片里的丽丽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站在梨花树下笑，眼睛弯成了月牙。那是15年前拍的，那时我们刚订完婚。
现在，大柱叔和二柱叔都又严重了，我又带着他们到了BJ。
在我外出买饭和生活用品，回到病房，却看到大柱叔躲在厕所里正拿着一把水果刀，在自己的手腕上比划。我吓得魂飞魄散，冲过去夺下刀，他却老泪纵横地说：“常书，叔不治了，这样下去，拖垮你啊……”我抱着他瘦弱的肩膀，第一次在他面前哭出声：“叔，你别胡说，我能挣钱，我能治好你们的病，我们一起等着丽丽出来啊……”话没说完，就被自己的哽咽打断。我知道这话有多苍白，就像窗外的雪，看着洁白，一落到地上就化得无影无踪。
雪下得更大了，鹅毛般的雪花把整个医院都盖成了白色。我站在住院楼的窗户边，看着来往的车辆，突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