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堪称学术典范。
他通过《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清实录》《江宁府志》等文献互证，结合某地区三块石碑的实地考察，首次确认曹雪芹上祖籍贯。
这一发现推翻了延续百年的学术定论，被红学界誉为‘曹学研究的里程碑’。
为考证曹雪芹墓石真伪，他编纂《曹雪芹墓石论争集》，以开放态度收录各方观点，展现了一代学者的胸襟与气度。
面对《红楼梦》‘抄本如林’的复杂局面，冯其庸提出‘系统排列研究法’。
他主持编纂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三十卷，将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等十二种抄本逐字比对，形成迄今最完备的《红楼梦》版本数据库。
这项工程耗时十余年，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学术工具。
其《石头记脂本研究》更以版本血缘关系图谱，揭示了《红楼梦》传播史上的关键节点。
冯其庸对《红楼梦》思想价值的挖掘具有超前性。
他提出《红楼梦》‘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济因素’，认为贾宝玉、林黛玉的形象‘蕴含着近代民主主义思想’。
这种解读突破了传统红学‘封建社会挽歌’的框架，将《红楼梦》置于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中。
他在《梦边集》中写道：‘《红楼梦》既是一曲行将没落的封建社会的挽歌，也是一首必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晨曲。’
这种历史眼光使红学研究具有了现代性维度。
冯其庸的贡献不仅在于个人研究，更在于他以战略眼光推动了红学研究的制度化建设。
1979年，他参与创办《红楼梦学刊》，这是我国第一份红学专业期刊；
次年发起成立我国红楼梦学会，构建起学术交流的国家级平台。
他主持编纂的《红楼梦大辞典》收录词条1.2万条，成为红学研究的‘百科全书’；
主编的《八家评批红楼梦》集评点派之大成，再现了清代红学批评的繁荣景象。
在《红楼梦》普及方面，他主持的1982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校注本，累计发行超千万册，成为影响最大的通行本。
这项工程集全国数十位专家之力，历时七年完成，其校注原则‘以脂本为底本，参校程本’至今仍是学界典范。
冯其庸为此手抄庚辰本全卷，以‘最笨的方法’确保校注质量，这种工匠精神令后世学者动容。
冯其庸晚年提出‘大国学’理念，将红学研究置于华夏文化整体框架中。
他主张‘国学应包括五十六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西域学研究的兴起。
为考证玄奘取经东归路线，他十赴新疆，三登帕米尔高原，在海拔4900米的明铁盖山口立碑，用考古发现还原了历史真相。
这种‘以脚丈量学术’的精神，使红学研究突破了文本局限，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红学争议，冯其庸始终秉持‘自律’的学术信条。
他借用黄庭坚诗句‘人言九事八为律，倘有江船吾欲东’表明心迹。
在《红楼奥义隐千寻》中写道：‘地下欲请曹梦阮，平生可许是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