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我在京大的第二年也到了尾声。而这意味着，我距离梦寐以求的tenure，仅有一步之遥。
学院里和我差不多同一时间进来的青年教授都有些焦虑，我却有点轻松。京大没有那种缺德的“非升即走”制度，就算三年助理教授的合同期结束，暂时没有associateprofessor的职位给我，大不了我再等三年。
Iseylia也告诉我，明年大概率LMU会出现W2Professor的空缺，她和dice一定会向Trevor教授推荐我。她也相信，LMU物理学院的面试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是，我不认为，我会通不过Tenurequalificationreview。
过去两年，我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我们团队首次通过耦合磁流体动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的自洽模型，在中子星塌缩阶段的非对称性分析中得到突破。我提出的磁层剪切不稳定临界条件修正了经典的drasekhar模型，使理论与观测数据误差首次缩小至1.2%。
那篇发表在《Sce》上的论文，被引用的速度几乎超过了我的想象。
教学方面，我教的高等天体物理课程和粒子物理平均评分是全院最高之一，还同时负责一节实验课，授课时长早就超过了规定要求。
Sauel上周来看我时也说，如果我没有通过终身教授资格审查，那他建议我辞职，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评审制度有问题。
我当时笑笑，没有接茬，自从读博之后，我的人生似乎太过顺利。只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我就可以收获想要的一切，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论文，震惊学界的研究成果，教授资格…..
有时夜深人静时，我甚至会怀疑这一切是不是梦。我的确努力，但努力的人这么多，我从不是天才，却可以得出一个又一个revotionarytheory。
我和Iseylia聊天时也说起过，我这六年过得太顺了，唯一的挫折可能是——博士毕业后“被迫”读了一个postdoctorproject，不能直接留在LMU拿到W1professorqualification。
但这又怎么可能会是挫折，没有这个博士后项目，没有Iseylia的指导，我得不出那么精确完美的模型，我也拿不到…这额外的10欧元收入。
Iseylia当时用看傻子的眼神看我，笑道：“Caeyoudeservethese,youdeserveallthebesttheworld.我们都不是天才，但遥遥，没有人比你更努力，至少我没有你努力。你有最严谨的思维，最敏锐的洞察力，最强的数学计算能力。如果连你都要怀疑你在30岁当上tenure是做梦，那我…”
她自嘲的笑笑，“我就要怀疑我的W3professor是不是我妈花钱给我买的。”
我也笑了，心里那点不安消散。曾经的我的确不是个幸运儿，但是从我遇到Iseylia开始，一切都结束了。
“嗯。”我看着她点头，“因为我有你。”
“当然。”Iseylia笑着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拿到了诺贝尔奖，那肯定是和你一起。”
“我不要诺贝尔奖，我只要tenure.”我靠在了她的肩膀上撒娇，“只要当上了tenure，我就再也不用上burses了妈妈….”
二月中旬，京都的雪花消散，校园里的早樱已经露出了花苞。
研究院的学期即将结束，我批改完完最后一批学生的论文作业，准备订周二的机票回慕尼黑。
我刚收到机票的确认邮件，办公室座机就响了。我小声抱怨了一句，“谁啊烦死了我要下班”，不情不愿地接了起来。
“司教授，我是唐泽，请来一下我的办公室，我有事要与您沟通。”
竟然是行政副院长的电话，我有些意外，和这个副院长日常的交流无非就是我每学期的全院行政大会以及经费使用报告。
而电话里，他的语气冷得出奇，连一个寒暄都没有。我愣了一下，心里升起一股不太好的预感。
“请问…是现在吗？”我看了眼时间，已经快晚上六点了。
“嗯，现在。”唐泽院长又强调了一遍，“如果您有空的话，请立刻过来。”
“好的，我这就来。”
挂断电话后，我靠在椅背上沉默了几秒。直觉告诉我，这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
但…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到，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我要研究成果有研究成果，上课反响也很不错。唯一可能会被约谈的…也许是学期末粒子物理学的考试，通过率只有54%，但这也不是我的原因，我总不可能把错题改成对的。
我想，我除了偶尔严格了一点外，没做过任何可以被“约谈”的事。
我仔细想了想，终于想出了一个问题…上个月我带着学生去Caltech参加sear，经费有些超支。但我也已经写了报告说明，超支的50万日元由我个人承担，这么点钱实在不像是值得谈话的。
“唉…”我叹了口气，在心里想，日本人就是这样，做事情太死板，不懂得变通，自己补贴都不够，非得写报告额外申请。
我立刻去了副院长办公室，刚一推开那扇门，就感到了空气中的压抑感。
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除了行政副院长，还有天体物理学专业的prograordator，我的顶头上司远藤教授，还有一位陌生的中年女性，面前摆着一个印着校徽的文件夹。
我扫了一眼那文件夹上的文字，『京都大学ジェンダー平等委員会』（京都大学性别平等委员会），心里更迷惑了。
但很快，我就得出答案。应该是系里哪个男老师被举报性别歧视，来找我了解情况的。
“请坐吧，司教授。”副院长的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礼貌，但更像是例行公事。
我坐下，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把一份文件推到了我面前。
“我们收到学生的举报。”他一字一顿地说，像是在刻意观察我的反应。“举报内容是，您在教学和研究指导过程中，存在性别歧视的行为。”
我怔了几秒，以为自己听错了。
“性别歧视？”我重复了一遍，眉头皱得更深，立刻否认，“这不可能，我从来没有任何歧视女性学生的行为，我自己也是女性学者，怎么可能会歧视女学生。”
“Arteis教授。”远藤教授低声补充道，“举报者投诉的是，您歧视男学生。报告里指出，您在课堂上对女性学生更为友好，对男学生态度冷淡，且在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指导名额分配上存在‘明显偏好女性’的倾向。”
我几乎是笑出了声，歧视男学生？太好笑了。我只是没有把那些50几分的考卷放水到60分，就说我歧视？